大红门，再见！

和群

转自最爱大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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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大红门，您都什么印象？

乱？

大红门，其实...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实力了...

伴随着轰鸣声，大红门...一直在拆违建！

近日，随着一声令下，大红门街道综合执法平台对大红门西路吴裕隆酒店南侧一处面积约2000平米的既有违建进行拆除，拆除后的空地将改建为绿地和停车场地。

近些年，大红门告别了忙乱，开始疏解...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

已成过往云烟

大红门服装批发市场曾经是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主要在北京市南中轴路两侧，北起南三环中路，南至三营门，西起马家堡东路、东至天坛南路。

经过多年发展，大红门地区已经形成各类服装批发市场40余家，经营商户2万多家，从业人员13万人，年营业超过500亿元的规模，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服装商业圈。但是在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大格局下，大红门不得不动迁。

按照北京市的整体规划，大红门地区的疏解工作已经全面完成，实现区域内所有仓储物流业态外迁转移，这一曾经的北方地区最大的服装批发集散地也彻底告别了区域性批发业态。

北方世贸轻纺城从正式启动商户清退工作到关停，仅用时一个月。除了北方世贸轻纺城，关停的还有方仕国际商贸城、京都世纪轻纺城、正天兴皮草研发中心、鑫海展示中心和方仕窗帘城一期辅料市场。

大红门疏解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大红门地区批发市场大规模关停，各个承接地纷纷进京加大了招商力度，商户们也选择抱团外迁，到2020年大红门批发市场将完成整体搬迁。

那么大红门的批发商和物流都搬到哪里了呢?

据了解，大部分搬到保定白沟，沧州，永清等地。

虽然物流和批发搬走了，但是据说大红门服装市场还有，要升级改造，只做零售。

目前，大红门地区的建设规划正在制定中，未来的大红门将是一个集生态、文化、发展于一身的首都商务新区。

然而今天小北想说的是——

“我们即将告别的，可能是大家都不太了解的浙江村！更不了解温州人与大红门的故事”

近20年，大红门地区成为由浙江人为主的外来人口聚集的地方，一度有“浙江村”的说法：

历史上，大红门还经历过两次整顿，第一次是针对上世纪80年代第一批主要以摆地摊为主的温州商人，整顿完成后，路边摊变成了市场；

第二次是1995年，当地政府针对彼时脏乱差的情况进行大规模整治，“浙江村”也在那次转型中成为更正规的大红门商贸区。

历史的每一次进程，都会生发出新的内容，有人留下、有人离开。而温州人，在每一次的变化中都能释放出更强的生命力。

这个生命力，来自于根植在他们基因里的奋斗精神。浙商身上敢为人先的劲头，在时光面前并没有暗淡，而是发出更为深邃的光芒。

再见北京

最后的浙江村！

浙江村，一个特定年代的名字。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拂过东海之滨，温州，这座南方小城躁动起来。乡亲们有着天生的敏锐嗅觉，他们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凭着敢为人先的闯劲，纷纷卸下肩上的扁担，卷起泥泞的裤腿。然后，背起缝纫机头，挤着从未见过的绿皮火车，奔向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内蒙，更多的人去了共和国的首都，北京。

温州乐（yue）清一带的先行者，怀揣梦想，随风飘荡到一片满是荒凉之地，北京城南，“丰台木樨园”。距离共和国的心脏“天安门”，不到10公里的城乡结合部。

随着“村落”发展壮大，这片土地先后建立起京温服装市场，大红门国际商贸城，新世纪服装市场，等数十个专业市场，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服装集散地。

自此，“浙江村”闻名于世。

“浙江村”，是温州人的一部心酸史，奋斗史。

温州人，改革开发的弄潮儿，为了活的更好，离开了山海故土，离开了七山二水一分田，离开温暖的家和年幼的娃，从此，有了留守儿童这个新词汇。他们不知诗和远方，只为妻儿老小期盼的目光。一路上，写满了相聚和别离...

他们前路未知，跌跌撞撞；他们自生自灭，骨子里透着刚毅坚强；他们大显神通，在各行各业做大做强，创造了一个个温商奇迹，有着“东方犹太人”之美誉。

浙江村之路，已不属于今天繁华的北京。

浙江村起源地之一，马村，大小汽车，三轮车，在喧嚣中穿梭。

原始的作坊模式，“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由来

定做皮衣，狭窄的巷弄里，遍布着商机

京都世纪，浙江人梦想开始的地方

回收专卖，浙江村的发展历程，滋养了无数人

川味湘家常菜，”脏乱差“三字体现的淋漓尽致

小黄车已悄无声息渗入人们的生活，残破不堪的院落等待重生，新与旧的交替，是最奇妙的自然法则。

大红门商贸城楼上的快餐厅，熟悉的家乡味道

每个漂泊在北京的温州人

心中都有一座大红门

认识的一个温州老板娘说，早在80年代大红门就是浙江人在京根据地。

这片区域被大家叫做“浙江村”，因为“浙江村”生活的人主要是温州人，其中乐清人占了大部分，浙江人也开始称这里为“温州村”，十年前在京人数就已达20万。

当年她才十七岁，抱着儿子就登上了来北京的小巴士，那车开了一天一夜，她的箱子装满了米粉、虾干和年糕，生怕来北京没得吃。

一下汽车，老乡就接她直奔大红门。那年，她晚上踩着缝纫机，白天拿成衣去天桥卖，这是她赚的第一桶金。温州人特别能抱团，老乡拉老乡，有钱一起挣。

但渐渐地他们发现，虽然有钱了，但吃得没滋味儿。在北京这个重口味城市，哪里能吃到水灵灵的小黄鱼，Q弹的年糕，软糯的盘菜，哪里能吃到食物本来的味道！

这心思立刻就传到了另外那波温州人耳里，没过多久，大红门路两边就看见了麦饼的推车、年糕的小贩，杨梅的果篮，来去都是温州人，一人带一家，一家带一村。

只有温州人才懂，他们对好吃的定义简单又锐利，只要有酱油生醉小海鲜，他们就能活得好！

越来越多的同乡人让这个温州村变得名副其实、功能齐全。他们甚至在北京也能吃到出了温州就没有的盘菜和麻糍。

有一年，她做生意赔了几百万，口袋里连十块钱都没有，路过菜市场看见有人卖红糖麻糍，忍不住买了两个，吃得偷偷抹眼泪。

被麻糍激起了温州人的本性，即便一个女人也不会被几百万的债务压垮，温州人有这样的勇气去重头再来。

她说：“这是老味道，你们这代人不懂的，那是大脑皮层的一块记忆神经，一个人在少年时喜欢的食物，到老了，也不会忘记。”

在北京的外地人，只有温州人过得顽固执着，他们说温州话，和温州人做生意，吃温州菜。

在大红门，只要你一脚踏入，就仿佛置身异地，这里不再是北京，在这里，温州人才是东道主！

（来源：福桃九分饱/ID：futaojiufen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