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岳母果真是全国最苛刻的岳母吗？北京平均结婚年龄能真实反映北京的婚恋状况吗？在难于选择婚恋对象的大都市，该采用什么策略。
文/辉格
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一线大城市，有个独特景观欧美国家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有些公园已变成每周特定时间“相亲”的场所，不过，相亲主角不是待婚青年男女，而是他们的父母，老人们像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一样，拿着介绍自己孩子的资料、传单，见到合适的就散发。
上海人民公园周末掠影。在情人节时甚至有正规婚介进驻其中
在这些地方代子女相亲的老人，往往少则数百，多则上千。而且，一点也不意外的是，这些让老人们发愁的人，恰恰大都是条件非常优越的白领。
部分城市相亲集会时间表
城市越大，晚婚现象越普遍，民间机构组织的调查也非常符合这一经验。
不过，统计数据显示，大都市的晚婚现象并没有人们印象中的那么严重。以南开大学心理学研究中心与零点研究集团在2006年的调查报告为例，中国平均结婚年龄最高的城市是上海，男性结婚年龄为31.1岁，女性为28.4岁。
从数据上看，中国大城市的平均结婚年龄明显要低于西欧和日本、韩国，这个数据很难显现今天婚恋在中国大城市是一个困扰很多的人社会问题。有趣的是，调查数据中北京的平均结婚年龄不但明显低于上海、广州，甚至比成都、沈阳、西安、昆明等城市还低。它明显与人们的经验和对比感受并不相符。
【上海岳母比北京岳母更苛刻？】
为什么北京户籍人口平均结婚年龄明显低于上海等大城市？
零点研究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上海女性对对方要求太高，而北京女性相对妥协，主要是女方的缘故，加上房价因素，所以上海比北京更晚婚。这个回答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上海岳母对有无住房比北京岳母更苛刻。
这是个无法证明的命题。
但是，北京与上海的户籍人口自有住房率却是可以比较的。北京官方发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显示，北京户籍人口住房超过一户一套，而2011年上海户籍人口的自有住房率就从82%下降到70%以下，深圳的数字则是76%，广州的数字是72.8%。
如果不考虑一些情形特别特殊的城市，北京户籍人口的自有住房率可以被认为是全国最高的，基本达到一人一间的水平，远远超过中国平均水平——2013年社科院公布的数据是，中国户籍城镇人口的自有住房率为89.6％。
北京户籍人口的住房率远远高于上海户籍人口，北京岳母当然会显得比上海岳母更通情达理，而上海人不但自有住房率低，而且过去六十年来一直就忍受着全中国最恶劣的住房条件，把全世界最通情达理的岳母迁到上海，都会变得苛刻起来。
2004~2013上海商品住宅成交均价走势
——几乎所有调查都显示，在中国大城市，制约婚恋的首要问题是住房，北京约六成的白领认为，考虑结婚的前提是拥有住房，而是否有合适的住房（含租房），是制约婚恋的最重要物质因素。
中国不同城市的平均结婚年龄与自有住房率相关性几何？
很可惜，没有这样的调查数据。
今天，一个中国人不管在什么地方生活工作，结婚都得跑到户籍所在地去登记，一个城市常住居民的平均结婚年龄变成了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
而中国各城市居民的真实自有住房率统计数据口径差别非常大，只有官方统计的户籍人口自有住房率是真实可信的，而大量全国问卷调查的可信度非常成问题，有些调查在样本量上就根本没有可信度——有些针对全国的调查问卷，甚至不到一万份。
有意思的是，一些社会学家宣称，自有住房率高低并不重要，甚至以西方国家做为参照样本，认为自有住房率高不值得夸耀。
这些专家真拿自己当外宾。
部分国家平均结婚年龄
欧洲国家的平均结婚年龄，反应的只是登记结婚的平均年龄，而非真实的婚恋状态，不结婚但有家庭生活早已是普遍现象，今天法国近一半的新生儿出生在未登记结婚的家庭。
在这些国家，适龄人口何时结婚、甚至是否结婚很大程度上是观念问题，不会因为物质条件遇到困扰，而中国大城市平均结婚年龄的不断增大，反应的却是真切的婚恋难题，即找到伴侣难，维持稳定难，结婚难。而且很大程度上受住房问题困扰。
中国十城市平均结婚年龄来源：2006年中国城市人群婚恋心理报告
不能不说的是，前述中国十城市平均结婚年龄的统计数据，与人们的经验和观察有相当落差。
【被严重低估的婚恋难】
北京平均结婚年龄的统计数据，显然无法让人认为北京存在婚恋难这个社会现象，而且也与人们的经验感受有极大落差。
这不奇怪。
零点公司抽样调查的对象是本地户籍人群，而非常住人口。但人们一般认为，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只要找到稳定的白领工作岗位，并长期居住，就是这个城市的人口。
未将非户籍人口算在内的统计数据，会大大偏离实际结婚平均年龄。因为相对本地户籍人口，高收入的新移民，普遍面临着更大的婚恋难题。因为他们面临的住房压力远大于户籍人口。
北京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3）》公布北京户籍人口户均拥有一套住房的同时，也强调“由于北京住房租金逐年上涨，外来常住人口住房压力也越来越大，住房状况甚至恶化。”
报告举例，按同期北京人均收入，若在东城区租一套房，租金是其平均工资的72.9%，在朝阳区租一套房，租金是平均工资的66.4%，即使在昌平区租一套房子，租金也要达到平均工资的43%。
北京五道口附近房产中介挂出的售楼信息
北京非户籍常住人口中，只有极少数管理精英、技术精英能租成套住房，绝大多数人只能选择合租，这种整体住房水平，不要说结婚，甚至连同居都极为不便。
报告还认为：2012年北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3797美元，但北京住房总体上还相当于西方国家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北京常住居民的收入落后于经济增长，北京住房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
常住人口中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差异，也使得平均结婚年龄远远偏离了大城市的婚恋问题。
以北京为例，2014年北京常住人口为2151.6万人，外来人口818.7万人，但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年龄集中在20-39岁，这个年龄段占外来人口的62.8%；北京常住人口的年龄中位数是35.7岁，而北京户籍人口的中位数为41.5岁，常住外来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29.6岁。
就是说，北京常住人口中青年主力其实是外来人口。上海常住人口的平均年龄被外来者大大降低的情形比北京更严重。北京户籍人口中，60岁以上者为20%，上海这个数字则高达27.1%。
春运期间的北京站
2013年“大谷打工网”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婚恋问题是外来打工者的头号心理问题。这份调查针对的是上海打工者，这个基于两万人的网络问卷，大致能反应中国一线城市外来人口的真实处境。
【相亲，从第38个开始】
没错，住房是加大婚恋困境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对非户籍常住人口。
但在大都市拥有住房的人群，同样存在普遍的婚恋选择困境，因为大都市拓展了择偶机会，却增加了选择难度，通俗说法是“选择太多反倒挑花了眼”，更精确的表述是：
在传统社会，由于交往对象预先给定、充分了解且基本固定不变，因而择偶是一个完全信息条件下的一次性决定（传统社会规模小，流动性低，关系网通常只是个二到三度空间，同龄人之间相识和知根知底的机会很多，井然分明的社会等级更缩小了择偶空间），而在流动性社会，候选配偶是在一段较长时间内陆续出现，过早或过晚决定都可能错过更好的选择。
剩男”与“剩女”的区别
大城市虽然大幅扩展了个人的择偶空间，但社会的高流动性和关系松散性却降低了对每个候选对象的了解机会。漫长的单身期中，为满足情感和生理需要，人们会不自觉演进出更多建立短期和尝试性的关系，以此作为相互了解磨合的方式。
这一转变导致了对性与婚恋的观念与文化变迁，进而，新的观念与文化又回过头来改变两性交往与择偶方式：在交往时更注重感情因素，对短期关系更多宽容与偏爱。
这种现实与观念文化的相互强化，最终导致全新的择偶策略：从传统的充分了解、一锤定音、终身不渝，变为先通过短期关系了解磨合，同时捕捉更好的新机会。
它带来的普遍结果是当双方最终对长期关系拥有足够信心，并决定结婚生子时，已经老大不小，这也是为何在所有国家，城市化总是大幅推迟结婚和生育，降低生育率，提高离婚率和单身率，增加短期关系和堕胎。
但是，中国大都市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年轻人在进入陌生的大都市时，丧失了从小建立的大部分社会关系，不得不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网络，这时他们将面临一个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困境：
中国缺少家庭和职业关系之外的民间组织和亚文化圈子，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就是高度扁平化的，缺乏中间结构，近代以来中央集权的强化和地方自治的瓦解，更强化了这一特征。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现代都市几乎没有基于共同价值认同的学会、共同兴趣爱好的俱乐部、共同理想和事业追求的公益慈善组织、共同利益诉求的协会行会——这种可在工作关系之外提供人际交往和情感纽带的中间组织，在中国不但罕见，而且人们也丧失了组建这种组织的意愿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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